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么方式才能解決臺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沖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后遺癥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一九八一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臺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兩年前香港問題提出來了，我們就提出“一國兩制”。

　　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構想。再過十三年，再過五十年，會更加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后，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問我，你們為什么還有一個“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后還要保持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你們根據的是什么，是否有個什么想法？我對他說，有。這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只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臺灣。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么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我還對日本朋友說，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臺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系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1]，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于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注　釋：

　　[1] 這里指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四個城市設置的經濟特區和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外開放的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行政區。一九八五年后，陸續又有一些沿海城市被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